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汉字+文本”是书法的基石。汉字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神性”，所谓“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因为“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在后世的运用中，具有“非凡的弹性”。即便如今在计算机信息时代，也一次又一次见证了旺盛的生命力。“提笔忘字”和“沉迷手机”是现代社会的两大通病。针对此等症候，“阅读+书写”无疑是对症下药。关注这样一个“三百千”系列作为个案，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阅读”和“书写”，都会涉及到“书”字。“书”的含义大致有三层：一是文字、字体，二是书写、书法，三是书籍、著作。由文字而延伸至文章、文化、文明和文脉，存在两个指向：一是不能单纯地认为书法只是强调“书写技巧”，涉及到文字书写和个体的文化修养；二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涵盖整个汉文化圈乃至全世界的华人文化圈。只有在此基础上，各种针对性的理解能更加进一步拓展。书家主体是文人，今天称为知识分子，不管如何，本质永远是读书人，有的可能是教书人、写书人，哪怕是抄书人，一定和“书”有缘。
（6月12日下午，南京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续聘暨“大美汉字”通识课启动发布仪式在南大仙林校区举行，孙晓云主席现场签名授书）
由“书”进而关注对“经典”的理解，“经”就是“作为思想、道德、行为等标准的书”，所谓“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书法史是强调重视取法经典碑帖，文学史乃至艺术史也不例外。目前所选的“三百千”是互为相关的“经典”。明代思想家吕坤曾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
《三字经》是一部以典范人物为榜样，适合蒙童特点的励志故事大全。同样是基于儒家思想编写的启蒙教材，《三字经》和《弟子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保留了宋代以前的儒学思想精华。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三字经》、《千字文》的字句编排含有教诲之意，《百家姓》则没有。为什么仍会被选作蒙学读本呢？姓氏对于中华民族成员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生活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别忘了自己姓什么！”言下之意，强调的是归属感、认同感以及清晰、恰当的自我定位。《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作为社会文化制度的产物，姓氏在人伦及社会关系上所执行的礼仪规范，是国家制度的重要体现，强调以家族为中心，重视血缘区别亲疏，更好地清楚自己的姓氏历史和文化渊源，增强对家族和国家的认同感，乃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之一，影响至今。《千字文》堪称浓缩的“百科全书”，涉及到天文、地理、自然、社会、伦理、教育和历史人物典故等方面的知识以及为人处事的道理，涵盖家学、国学和文学等要素，知识性与艺术性举世无双，妙语连珠、琅琅上口，被译成多种文字。
传统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无处不在，无处不用，从诗词中领悟生命，从诗词里观照人生。汉语的精炼美妙是不言而喻的，讲究对仗、平仄、押韵等音乐性的特点，故而具有音韵美、和谐美。辜鸿铭说，“汉语是一种诗的语言，它具有诗意和韵味”。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三百千”都具有诗的语言和节奏。唐代王维是一个全才，做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古典文本经过现代装帧，实现了对美的全方面展现，涵盖形式之美、内容之美、文字之美、文学之美、书写之美，还能够进一步了解对仗、节奏和音律之美，集众美于一体。因为美的享受、美的追求，不仅要对当下这个逐丑、审丑的潮流有所反思和警惕。当下的个人立场常常如此鲜明和偏激，却缺少有效而必须的“共识”，有时却传播泛滥，必须从古代典籍中寻找文本形成“共识”，这也是推出“三百千”手写本的意义所在。审美意识决定审美能力，进而才会有审美判断，直至形成个人审美标准，个性的审美一定要有共性的前提。中国式审美的前提和内核是中国哲学，最典型的，书画作品中的留白，不只是纸面上的“空”，而是想象的空间。中国哲学本质是自然哲学和心灵哲学，而中国文化首先是一种审美文化。不独如此，中国文化着重强调“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虽然会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进行生活，然则一以贯之地注重人的行为问题，主张人的情义重要性，推崇人的直觉，归结到一点，中国人讲哲学，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侧重探讨人的生命问题。
当下面临一个民间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毋庸讳言，面对民间传统文化碎片化的现实。文化复兴需要合适的土壤，需要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够建立起一种相对的语境。“三、百、千”的顺序作为一个系列，乃至被塑造成一个“整体”，是极有道理的，由此能够看出中国智慧。与此同时，见证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则，书法与人生要尽量同步。由《三字经》可以想到“三，天地人之道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百家姓》可以想到“人一能之，己百之”，“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千”意味着“大千世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懂得一千个汉字，基本的阅读就能过关。这三部经典中，有很多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成语、典故和名句，可以举一反三，明白很多道理。这当中犹为值得称道的是《千字文》，本身就是一部经典“书法文献”，完美地呈现了对汉字、汉文的理解、演绎、化用和传承。《千字文》涵盖真草篆隶行等多种书体。后世的书家只要有个人意愿，都可以进行创作，只要作品具有足够的含金量，就可以融入这个系列。从《千字文》便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国文化的传承，书法的传承方式。
针对经典文本内容的内涵价值发掘，很大程度上依赖传播的多元化。历代就有不计其数的抄经，《道德经》也有很多抄本传世。对于经典的“诠释”和“弘扬”，有很多约定俗成的方法，最典型的就是注疏、批阅、诵读和抄写四类。抄写在印刷术未出现之时，或者是出现了而不发达之际，实则是一种常态。古代书家的文本内容通常有两类：一是原创，涵盖各类诗文，经过思考而有所创造；二是抄写，也可以有所“创造”，是另一种“创造”，最典型就是《千字文》的问世和广泛流行，经久不衰。
抄写看似简单、机械和重复，其实不然。单纯的机械、重复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最典型的如古人的读书笔记，就是摘抄行为，亦可以视为一种特别的“阅读方式”，便于保存和传播。抄写本身就是传播、传承，保持敬畏之心，耳濡目染，文本与书写合二为一，故而可以说，借助抄写，可以重返经典场域，拒绝浮躁，能够给让自己安静下来。静能生慧，就是一种修行，对经典表达尊重和敬意，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变化气质，在日常中品味智慧，吸收营养，从古人那里寻找心灵的寄托。追求个性，首先要涵养本性、心性，更需要技法和灵性。如前所述，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只有把握本质，才能陶冶情操、积累智慧、传承美德、健全人格，拥有诗意人生。这也正是不能局限于只关注、在意书法而止步于风格品评的原因，关注书写、关注汉字，常读常新，孙晓云以一己之力，通过抄写来引发更多的人关注古代经典，进而形成一定的“文化共振”。借助抄录经典，可以激发文化记忆，不能总盯着书法的好坏品头论足，而是要关注汉字乃至中国文化。就好比到国博观展，针对有关甲骨文和青铜器，只想到技法，难免小家子气。南博举办苏轼书画展，倘若仅仅只围绕书画说三道四，不过是皮相之论。一定要从书画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才能实现“破圈”。“破圈”的本质就是面向整个社会提升和扩大文化影响力，不能限于小小的书法圈。主要是思维方面要破圈，之所以以汉字作为突破口和契机，是因为存在一个汉字文化圈，世界上所有华人都属于这个文化圈，只有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和努力，书法才具备共同的文化记忆的价值和意义。
说到本质，是对“力”的诠释。口头上习惯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个人修为存在欠缺，借助经典的力量，了解汉字的活力、魅力、魔力乃至生命力，实质是给自己注入力量。“美”就是一种力量，马克思说，“美是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太便捷顺利了不行，籍机必须寻找一种来自于“逆向”的方式来磨练自己，远离浮躁。抄写展现了一种助力，利己利人。培养耐心，耐心就是集中精力，提升专注力。“心安即强大”，本质就是一种“定力”，持之以恒，付诸行动，知行合一，就是“执行力”。汉字的传承和研究，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甚至极为繁难，一个字可以有几百种写法，一个字从古到今的用法，足以写一本专著。
人的成长有两种，一种是生理成长，一种是心灵成长。《道德经》：“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要有一种思想准备，从通识、常识进而具备见识乃至学识。知道每件事的究竟根本，便是常识。见识是指明智地、正确地作出判断及认识的能力，学识产生于才智，也产生于天性与心地。重视汉字教育，可以唤醒文化记忆，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记忆。抄写可以将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是创造执行力的过程。
回到孙晓云书写“三百千”经典来看，她的期望是通过一己之力来实现关注经典的目的，关注汉字，投身书写。作为中国书协主席，在其位、履其职、尽其责，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影响力来落实和推动。这有什么不好呢？
她在近年来，奉行宣扬民间传统文化的宗旨，从文化自信到具体的经典传播工程，不能不说，很多书家在意的是个人出版作品集，增加知名度的积累，也是一种“包装”。这些年来，孙晓云已然放弃这些做法，注重宣扬经典，按部就班、持之以恒，放弃“小我”，成就“大我”。这当然并非是刻意拔高。不难看出，她通过多方面的努力，一步步地让自己作为一个“书法实践者”的要求名至实归。从最初的《书法有法》出版，便能够领略其心路历程，呼唤注重经典和传承。事非经过不知其难。有的人可能不以为然，应该说，存在不同看法，仁智各见，纯属个人立场。说实话，我对于其中一些观点并不认同，但话说回来，很多艺术观点并不要完全统一才是好事，恰恰是需要各持己见，多歧为贵，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但有一条是极为令人信服的，即通过书名所揭示的观点——书法有法——尤其在当下缺少法度、忽视法度甚至漠视法度的氛围下，呼唤重视法度，是极其必要的，也是理性的。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书家普遍于个性强调太过，于共性强调太少。“法度”于古人是自然而然之事，就当下而言则成了一种苛求。再简单的道理却很难付诸实施，对于汉字，对于书法，已然少了敬畏之心。对于任何观点的理解或解读，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大势背景。与此同时，也要了解，“史观”比“史料”更重要。一如很多历史学家的著作，有着宏大的体系、细致的论述和严密的推理，如果缺少独特的史观，必定是美中不足，成不了大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比陈寿《三国志》贡献最大之处在于提出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史观，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流传久远，影响广泛，正是这个道理。
抄录经典籍以广泛传播的意义，概括成一点，就是促成“华丽蜕变”。今天重返经典，目的并不是表现为获取某些特定的知识信息，而在于回溯前人的智慧历程。通过阅读经典，可以穿越历史时空，直接面对思想家和思想本身：一方面，经典包含着解决今天所面临问题的思想资源，尤其可以对普遍、共同的问题做出回应和提供启示；另一方面，经典能够激发更深入地思考，由此提升自身理解世界的能力，以此为契机，在与历代经典的沟通、互动中，不断走向智慧深处，推进对于人自身乃至于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的理解。古人云：“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如果有更多的人拒绝提笔忘字，主动亲近经典，感悟日常书写，热爱汉字，敬畏传统，相信会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风气。
本文作者薛元明，1973年出生。中国书法家协会文化传播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庄蕴宽传》《中国书法制度论纲》《齐白石经典篆刻技法解析》《金坛书画简史》《经典碑帖技法解析》《邓石如篆书技法解析》《北魏墓志放大本系列》等，参编中国书协“翰墨薪传”《篆书与篆刻》教材，专家组成员。全国多家报刊杂志专栏作家。
重返经典场域感悟日常书写— —从孙晓云书写《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想到□薛元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汉字+文本”是书法的基石。针对此等症候， “阅读+书写”无疑是对症下药。由文字而延伸至文章、文化、文明和文脉，存在两个指向：一是不能单纯地认为书法只是强调“书写技巧” ，涉及到文字书写和个体的文化修养。二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涵盖整个汉文化圈乃至全世界的华人文化圈。针对经典文本内容的内涵价值发掘，很大程度上依赖传播的多元化。古人云：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如果有更多的人拒绝提笔忘字，主动亲近经典，感悟日常书写，热爱汉字，敬畏传统，相信会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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