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描述了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进程。作者花费三年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中,有在中关村捞得身家亿万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也有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和欺世盗名的宵小。
所有的那些雄心、野心、权谋、商战、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十二、王选的告别“铅与火”时代说起来真是奇特,那时的中国,一个“满负荷”都很难得。不过,这是在说国营企业。在中关村,“满负荷”并不新鲜,“超负荷”也不少。1988年这条街上知识分子的上班时间,有43.1%的人超过8小时;有30.7%的人超过10小时;有17%的人超过12小时,“甚至连睡眠时间也不能够确保”。这些都是言之有据的。有75.4%的人说,他们在“电子一条街”上能够充分的发挥才能。这些也不是信口胡说。发表这一些数据的《光明日报》声称,这是根据“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等7单位联合调查组对知识分子做抽样调查的结果”。看来这都是于维栋的杰作。除此之外,这项调查还大有深意地宣布:“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只有9%的人感到与在原单位心情差不多”。
“原单位”是个什么样呢?有70.3%的人说,他们在原单位“不能很充分地发挥作用”、在原单位“得不到重用”、在原单位“陷于内耗或人事纠纷”、在原单位“感到压抑”,所以才到白颐路上来“寻求为社会经济发展做贡献的用武之地”。难怪《光明日报》在一篇题为《中关村的曙光》的通讯中写道:“这样的效益,约为北京市国营企业的10倍,在过去的科技机构中更是闻所未闻。”也难怪媒体一起使出自己的力量,把“四通效益”说成是“中关村效益”。
说到“媒体的力量”,只有40岁以上的人才能想象,它和今天的局面有多么不同。在整个80年代,中关村没有一家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媒体。广播正在走下坡路,电视还未普及,电话仅仅是高级官员的专用品,手机还没出现,互联网更是闻所未闻。没有博客,没有短信,没有电子邮件,没有节目主持人,没多少资讯供人选择,所以也没有搜索引擎,街头没有报刊亭,当然也没有那些五颜六色的报纸和期刊。那时候媒体是党报的天下,是党的耳目喉舌,没有哪一家媒体向消费者谄媚,没有哪一张报刊是彩色印制。统帅全国舆论的四大中心是北京城东的人民日报社、城西的中央电视台、城南的新华社和城北的红旗杂志。至于西北角上的中关村,究竟有什么刊物,没人知道。今天在白颐路上到处流传的那些报纸———《今日中关村》、《中关村》、《电脑商情》、《程序员》,那时候一个也没有。不过,新技术正在这里发端,长大,挺进媒体世界,使全中国的报纸印刷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有如《人民日报》当时的一篇文章所说,“告别‘铅与火’的时代,走进‘电与光’的时代”。
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的祖国的印刷品还是“铅与火”的产物。当时数百家报社的印刷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铅字车间,其技术源头来自早期的活版印刷。由
于汉字多至上万,又因字体的五花八门和字号的大小不一,还有不同字词组合,所以每个字都须铸成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其情形就像今天电子计算机里的中文字库。然而计算机的中文字库仅仅是芯片中的无形空间,而铅字个个都是有形之物,数以万计,整齐排列,依靠托盘支撑,置于木架之上,浩浩荡荡,在每个印刷厂中占据着庞大空间。
排字工人通常手持镊子,从字盘中检出所用铅字、花边以及间隔铅条,依据既定文章版式拼成一体,一旦遇到字库中没有的生僻文字,还须临时刻模点火,融铅浇铸,再行拼接。这一铅字活版印刷的技术、流程和工艺,在漫长的岁月中延续至今。即使是一个最熟练的工人,每小时排版也不过千字。不仅耗时费力,而且长期身陷高温、低氧以及铅污染的环境中,不免导致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
大约在1987年,一种新技术———电子照排,出现在北京市场上。这技术并非由中国人首创,当时它在欧洲、北美和日本已能看到,不过那都是英文和日文的,北京的成就在于把它完整地应用于汉字世界。不过,当时只有新华社和经济日报社的印刷厂各自拥有一套这样的设备。它由计算机主机、终端机、照排机和中文排版软件组成。此后12个月,电子照排技术只能在经济日报社的印刷车间里蹒跚向前。它在印制出中国第一份非铅字的报纸之后,还有非常长一段时间不能稳定运行,以致编辑人员每天提心吊胆,印刷工人随时整装待命,每逢计算机系统出了毛病,便一拥而上,以活版铅字取而代之。随着新技术逐渐成熟,这样的日子终于结束。到了1987年7月,总编辑范敬宜终于相信,由电子数码组成的汉字已经能够取代铅字。他指令属下拆除铅字车间。我们的祖国的出版业,也就是从这时起迈进“光与电”的时代。
电子照排技术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划时代的里程碑,关键的技术问题是由王选解决的。
王选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教师,在1980年便用他的激光照排技术排出第一本书,此后又经多年努力,促使这一技术渐渐成熟。后来人们都把王选叫做“当代毕升”,把他和那位发明了活字印刷的古人相提并论。两位专以评论计算机产业为己任的作者,方兴东和王俊秀,在他们的著作《IT史记》中说,王选的技术“将比过去1000年里产生过的作用更加显著”。这个带着浪漫色彩的比喻是否恰如其分,还需考证。然而我们综合以后发生的全部事实,可以断定,在当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王选的发明具有颠覆性的价值。很少有哪位中国人能够像他这样,对一个影响亿万普通人生活的技术体系造成如此伟大的影响。他不仅满足了中国人的物质需要,而且还让这个民族满足了一种在技术上发奋图强、超越西方列强的心理。他是一个和平时期的英雄。与战争年代的英雄不同,他既为国争光,又创造财富。
王选克服了有关激光照排系统的一系列技术难关之后,才获得成功。他发明了一套高倍率的信息压缩技术和高速复原方法———把汉字的信息数据压缩到五百分之一,还可以以每秒700字的速度复原。在经过如此大范围快速度的变化之后,每个汉字仍能保持笔画匀称和形体一致。这是世界上首次采用信息控制技术来描述文字笔画的起承转合、宽窄长短,也即王选所说“独特的方法”。对于只有26个字母组成的英文来说,这一技术也许并不重要,但是中文系统规模庞大,它拥有2万多个方块字,每个方块字又拥有不同字形和字体。每个字形字体都是一个“点阵”,由几十个至几百个点组成。整个汉字字库由此成为一个由数千亿字节组成的庞大字库,所以王选的发明便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
为了充分应付中文和西文的巨大差异,王选自己设计专用芯片。然而相应的软件开发却是一项更加困难的工作。那时候计算机没有显示器,也没有软盘,没有“BACIC”,更没有“C语言”。编制程序的艰难程度,在今天,即使是那些软件工程师也很难来想象。一般说来,那时候技术人员是宁愿做硬件而不愿纠缠在软件程序中的。
幸运的是,王选遇到一个技术非常精湛的合作伙伴。这个人名叫陈。和王选一样,陈是一个执著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她写下总计14万行的程序,使这个难题迎刃而解。(12)作者:凌志军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