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份，天气还有一些燥热，各家的百货商店已结束了一天的营业，营业员按照以往的工作程序将一天的营业额送到财务室内入库。可是，位于上海四川路的一家百货商店却发生了意外。
财务人员在清点钞票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其中几张钞票出现了问题，票面上的水印模糊，花纹也不清晰，最重要的是，纸张也比正常的钞票要薄一点，这五张钞票都是面值100元，商店的经理赶紧报案，与此同时，淮海路等闹市的商店也发现了类似的假钞。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与此同时，第一套人民币也正式面世。
只是，当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所以，人民币流通的地方大多是在东北和华北这些主要的解放区里面，所以，上海的大部分人都没见过人民币是什么样子。
也因此，上海印刷工委的彩印支部书记黄石霖随时注意着外面的风吹草动，生怕发生任何的意外。渡江战役胜利后，为了迎接不久后到来的上海解放，上海地下党组织下达了指示，要求各个行业的地下党员行动起来，保护工厂，并制止敌人的破坏行动。
5月12日，一位印刷工举报他发现的一个异常：最近，上海提篮桥地区的金山印刷厂起早贪黑的工作，厂房里面白天黑夜都能听到机器的运转声，而且，最特别的是，门口还有很多的国军站岗放哨，他们也搞不清里面在搞什么鬼。
黄石霖听完后，心里一咯噔，他从里面品出了异样，自毕竟上海以来，上海的国军军心不稳，不少人都在想着如何逃窜，在这个关头，谁没事会去守着一个小工厂，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一趟他非走不可。
黄石霖侦察了一番后，很快就找到了漏洞，在金山印刷厂的附近，住着一位印刷工老魏，巧合的是，他的家里有一个房间真好能够通往金山印刷厂的房屋顶。
在地下工作们的帮助之下，黄石霖在夜黑风高时抵达老魏家，然后蹑手蹑脚地爬上了金山印刷厂房的房顶之上。
黄石霖完全融进月色之中，并借着屋顶的微小缝隙窥探到了里面，眼前的场景直接把他震惊了，印刷厂里面的一个机器正在飞快地运转，而机子里面很快就吐出了一张又一张花花绿绿的钞票，厂房里面的员工分工合作，还有几个工人聚在一块，有条不紊的将这些钞票装进箱子里面，而箱子已经堆得如同小山一样高。
黄石霖将这些情景都纳入眼底，却不敢有任何的动作，他悄无声息地原路返回，没有让任何人发现，与此同时，他急匆匆的将自己的这一发现报告给上级，上级当即下令：无论用什么办法，必须将这则情报核实，确定是不是有误。
黄石霖也想圆满达成目标，可是，一时之间他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就在这时，金山印刷厂里的地下党员周振才找到他，他臊眉耷眼的模样立刻转变，整个人眼神都亮了，连忙出去接人。
周振才的出现也带来了消息：5月10日这天早上，金山印刷厂的工人们刚上班，工厂的主任翁滋和以及翁滋友兄弟就跑到厂里宣布，他们来了一个紧急印刷任务，全体工人需要加班三天三夜，在这期间，谁都不可以离开工厂，等到任务完成之后，员工不但有工资，更有黄金和银元奖励，反之，谁若是敢走漏风声，立刻拖出去枪毙。
话落，印刷厂里面呼啦啦涌进来一大批穿戴整齐的国军士兵，他们手里握着手枪，子弹上膛，不出几分钟就将金山印刷厂围得水泄不通。
起初，他们也没当回事，只是有点战战兢兢，直到开工时，才给了他们当头棒喝，他们的任务竟然是——印刷假钞。
周振才当时就想出去报告，可是，外面戒备森严，他根本就出不去，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只能等加班结束之后跑出来汇报。
听完汇报之后，黄石霖眉头紧锁，因为他知道金山印刷厂的速度很快，再加上他们连续三天三夜的工作，那么，制造出来的假钞数量肯定是难以估量。
而且，如果上海解放之后，这批假钞再流入市场，那么，到时候造成的后果将难以估量。
思及此，黄石霖开始思考解决办法，他告诉周振才，先回金山印刷厂，然后以讨要加班费为理由，将翁氏兄弟们拖住，绝对不能让他们离开。
同时，黄石霖又赶紧将这则消息向上级做了汇报，等上海汇报之后，他又第一时间向上海军官委员会作出报告。
这则消息汇报上去后，上海市公安局迅速行动，他们出马逮捕了翁氏兄弟，并查封了金山印刷厂，在印刷厂里，他们搜出了印刷母版、样币以及用来印刷假币的大批量纸张。
翁氏兄弟被抓之后，公安局人员很快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他们也没有死扛，没多久就将自己所知道的内容说了出来：他们三天的时间里一共伪造了50元和100元面额的人民币，而这些纸币的总额已经将近1亿7千万元。
这样的数字，直接让参与审讯的公安人员坐不住了，很难想象，如果真的放任，市场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动乱。
别看现在的50元和100元是大额的钞票，其实，在第一套人民币进行发行时，因为币值比较低，而且发行的数量也不大，这样的面额并不可能会引起市民们的注意。
换言之，如果想要流通，这样的面额会很顺利，而且，上海才刚刚从战火中脱离出来，若是放任假钞，那么，这将会是另一种的沉重打击，还会直接影响到政府的信誉。
最让人担心的是，第一批人民币刚发行时，乃是在东北印刷的，因为数量少，所以质量非常高，可是，随着解放区的逐步扩大，印刷人民币的物资相继短缺，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的供应。
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科长石雷说：未解决人民币供应问题，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也想了不少的处理方法，但是，还是被条件限制，如此就导致各批次的人民币的纸张、油墨、印刷方式已经图案不一样，而且，还有一部分直接用粗糙的麻纸进行印刷的。
为此，当时任职上海警备司令部的宋时轮立刻下达死命令：千方百计，一定要在假钞大量流入市场前破案。
1949年6月份，天气还有一些燥热，各家的百货商店已结束了一天的营业，营业员按照以往的工作程序将一天的营业额送到财务室内入库。可是，位于上海四川路的一家百货商店却发生了意外。
财务人员在清点钞票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其中几张钞票出现了问题，票面上的水印模糊，花纹也不清晰，最重要的是，纸张也比正常的钞票要薄一点，这五张钞票都是面值100元，商店的经理赶紧报案，与此同时，淮海路等闹市的商店也发现了类似的假钞。
警方受理之后，经理每天都在等待反馈，可是，过去了好几天，公安那边都没有一点动静。
淮海路上的商家如同往常一样地继续正常运作，人群熙熙攘攘，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但是，公安人员不敢松懈一丝一毫，他们一直在暗地里注意着动静，准备守株待兔。
很快，就被他们发现了异常，一家土特产商店前，一位看起来家境不错的顾客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先是拿起店里的贵重物品看了看，随后，又来到营业员面前豪横的说：“付钱”。
随后，立刻掏出了一张大额的钞票，当营业员给他找零之后，他脸上得意的表情没有藏住，认为自身成功了，便转身就走，结果，他的身后忽然出现两个人，三下五除二就将他带到了军法处。
这个人也是藏不住事的人，刚进去没多久就直接将自己明白的底细交代得一清二楚。
据他交待，他手中的假币乃是“大来”歌舞厅的老板娘周月英给的。周月英是她饭店里的常客，这些是她交给自己的欠款，周月英还曾告诉他，花钱的时候要小心。
其实，在这之前，警方就已经注意到周月英这个目标任务，因为翁氏兄弟所供出来的人也是她，当时警方本来打算直接将人抓获的，可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瞿道文将军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依次列举了自己反对的原因：
第一，虽然出面的是周月英，可是，周振才说印制时有军的参与，也就是说，这背后应该是有特务的手笔，那么，周月英在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第二，目前，假钞的去向还并不明朗，倘若现在就对周月英出手，难免会因小失大，从而惊动她背后的特务，他们或许会被别的狗急跳墙，直接将假钞转移，亦或是完全撕破脸破，直接将这些假钞全部投入市场，那么到时候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谁都承担不起。
第三，伪造人民币母币可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单凭周月英一个人肯定是无法独立完成的，也就是说，她还有同伙，如果现在将周月英抓获，那么这一条消息肯定捂不住，她的同伙一定会逃跑，未来的损失肯定更大。
瞿道文正是因为这三点，所以不让警方打草惊蛇，反而准备伺机而动，既然他们已制造出了大量的假钞，那么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将这些钞票花出去，届时他们只需要守株待兔即可。
与此同时，瞿道文也没有完全放任假钞不管，他们直接在报纸上发布了通告，告知市民们市面上已然浮现了部分假钞，并告知市民们辨认假钞的办法。
而周月英的大来舞厅以及上海的各个市场更是被警方布控了起来，这才有了今天的一幕。
如今人赃并获，警方立刻确认周月英，不仅参与假钞制作，还负责了市面投放，如此看来，她和特务之间的关系应该不一般。
于是，警方连夜对周月英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当场缴获了印制假币的两台机器、四套原版钢印、16枚假币号码以及上千万的假币，一并搜出来的还有小阁楼的夹板里藏起来的3支手枪和部分子弹。
周月英被抓获之后，也没有负隅顽抗，直接交到了犯罪事实，据她所言，制造假币的主犯是白崇禧的少校副官艾中乎。
根据周月英所交代，艾中乎目前并不在上海，而是去徐州推销假币了，不久之后就会回来。
警方立刻对火车站这一些地方进行布控，请君入瓮，等待艾中乎的出现，一个星期后，如同周月英所言，艾中乎回到了上海，艾中乎刚下火车，立刻就被警察带到了审讯室里。
在审讯的过程中，艾中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将自己所知的密谋全部透露的一清二楚。
根据艾中乎在警局里的交代，1948年底，的败局已经没办法挽回，但是，当时的国防部长白崇禧仍旧想要垂死挣扎，并打起了打经济战的念头。
特务机关认为，制造假币之后，肯定能够趁机破坏解放区的金融秩序，如此一来，也能配合其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
艾中乎思考了一会儿，直接说：“要破坏金融秩序只有制造假币。我们大家可以在上海、南京两地制造假币，先投放到共军占领区，再向上海。南京投放，借此扰乱当地金融，动摇人心。”
白崇禧听了之后，一个劲地赞叹：“此计甚妙！”立刻就组织艾中乎领头，召集人马实施这个想法，
他们将假币制造出来之后，又立刻派人用飞机运往武汉，随后投入中原解放地区，企图破坏金融，扰乱社会秩序。
上海解放的前夕，白崇禧又派人用飞机装了27箱假币（每箱500万元）运往长沙，其他来不及运走的，经由艾中乎之手交管，让他在上海就地消化。
艾中乎潜伏到上海之后，想着不能够一个人单打独斗，他直接找到了自己曾经的老相好——大来舞厅的老板娘周月英。
周月英不愧是他的神队友，没多长时间就给他招聘了一些能人：制版商林子道、照相师王兴贤、中介商陈荣根，他们最先印制的乃是中原解放区流通的“中州票”，他们本就想干一票大的，干脆直接印了2000万元。
怎料，竹篮打水一场空，人民币慢慢的开始发行，“中州票”已经逐渐退出了市场，这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艾中乎搞出来的假钞根本没用。
这个时候，他们又用30两黄金、800枚银元买通了上海昆山路的一家印刷店老板，要求他们按照自己设计的版样进行假币的印制，不过几天的时间，他们就印制出了1.6亿元假人民币。
上海解放之后，艾中乎被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不敢再随意走动，便自主搬到了周月英家里，随时准备着用掉手中的假钞，艾中乎和周月英商量好，由周月英在上海投放这些假钞，而他则跑到徐州，前去推销手中的假钞。
一周之后，艾中乎从徐州返回上海，他所不知道的是自己的美梦已经被戳破了，下车之后，上海公安机关的干警请他到警局“喝茶”。
艾中乎被抓后，也清楚自己反抗无效，也不会有人来捞他，干脆将自己所知道的如同竹筒倒豆子似的全部说了出来，其中就包括白崇禧的计划。
翁氏兄弟也是聪明人，他们也明白戴罪立功的重要性，便干脆将另外两个制造假钞的团伙交代了出来，公安干警依照他们所交代的内容，将人一举擒获。
这批案犯的首恶者都是潜伏特务，参与的人也多是解放前上海的地痞流氓和一些投机倒把的奸商。
上海假币案侦破以后，上海市军法处报请上海市军管会核准，1949年12月1日，艾中乎等6名案犯被处以死刑，其余的案犯根据他们的犯罪情节轻重以及认罪态度好坏，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