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是构筑未来发展的策略优势的重要支撑，当前中国经济已转向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新阶段，迫切地需要以制造业高水平发展引领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从“量大”向“质强”转变。商业银行作为制造业金融的重要供给来源，制造业金融发展路径与实践研究对商业银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融入经济发展新格局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专业委员会紧扣时代主旋律，汇聚行业前沿理论与实践精华，搭建优秀研究成果分享平台，推动形成研究创造价值的良好氛围，助推银行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本期推荐北京银行撰写的《制造业金融发展路径与实践研究》。本文以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等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数理统计、数据分析、对比论证等方法，聚焦全球制造业金融发展，深入研究美国、日本、德国等制造业大国发展模式和特征。同时，本文还探析制造业金融发展逻辑、生态体系、供求状况，针对制造业金融服务案例进行需求分析，为研究制造业金融发展路径提供支撑。以供读者参考。

　　（1）总体状况。进入21世纪后，美国制造业行业增加值总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制造业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则延续下行趋势。截止到2020年，美国制造业行业增加值达22692亿美元，占GDP比重为10.8%。截止到201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为17.15%，仅次于中国。但在电子信息、航空航天、高性能材料、半导体和信息技术等高端制造业领域，美国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从行业增加值来看，制造业增加值由2000年的15502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22692亿美元，同比增长率达46.4%。其中，2008-2009年制造业增加值规模显著萎缩，2009年降幅高达5.5%，原因主要在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继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危机期间全球经济疲软，市场需求降低，本已“空心化”的美国实体经济再次遭受巨大损害。2010-2019年期间，在《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等政策支持下，美国制造业发展有所回暖，年均增长率为3.3%，2018年增长率甚至高达6%。此外，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明显降低，降幅达3.3%，甚至高于2008年2.4%的降幅。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停摆”，美国国内众多企业停工停产，产业链中断，制造业行业受到重创。

　　从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看，2000-2020年期间制造业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5.1%降至10.8%，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持续下降。其中，2000-2005年降幅明显，达2.1%，这反映出进入21世纪后美国制造业“空心化”问题恶化。2006-2010年占比继续下降，降幅为1%，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式微。2010-2015年和2016-2020年降幅趋缓，占比基本稳定在11%上下，主要归因于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系列促使“制造业回流”的政策。

　　从制造业在全球中位置来看，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下滑，但在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业领域，美国占据的世界领头羊仍不可动摇。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在2004-2008年期间降幅较快，达4.56%，这反映出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体系中核心地位开始动摇。2009-2014年降幅呈现放缓趋势，稳定在16%左右。有必要注意一下，在2010年，美国全球第一制造业国家地位被中国取代。2015-2019年比重有所提升，截止到201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为17.15%，仅次于中国，这也反映出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效果初显。

　　从劳动生产率变动情况来看，进入21世纪后，整体上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但近年来上升态势趋缓。截止到2019年，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18.33万美元/人。科技进步、生产工艺革新、劳动素质提升推动着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劳动力成本高昂的劣势。但近年来劳动生产率上升趋缓，停滞不前，将会对美国“制造业复兴”和经济长期发展形成障碍。

　　（2）细分行业视角下的分析。总体来看，增加值视角下，不同细分行业发展存在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行业增加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包括化学产品、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三大行业。其中，化学产品基本处于第一位，增加值从2000年的1879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401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7%。化学产品是美国传统优势产业，涵盖陶氏化学、杜邦公司等知名企业。其次为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增加值从2000年的2254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310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8%。在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领域，美国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处于产业链顶端，主要涵盖苹果、戴尔科技、惠普、英特尔、微软等龙头企业。最后是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增加值从2000年的1632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273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7%。

　　第二层次行业增加值总体呈缓慢波动上升趋势，包括机械、加工金属制品、石油和煤炭产品、汽车整车、车身、车斗及零部件、其他运输设备五大行业。其中，机械行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1131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154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8%。加工金属制品行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1213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151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4%。石油和煤炭产品行业增加值变化幅度最大，从2000年的527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108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7.8%。汽车整车、车身、车斗及零部件行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1375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156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1%。其他运输设备行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1375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156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1%。汽车制造业与航空航天制造业均是美国优势产业，汽车制造有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特斯拉等知名企业，航空制造有波音公司、美国联合航空技术公司等知名企业。

　　第三层次行业增加值总体变化幅度不大，年均增长率大体在3%以内。包括耐用品杂项、塑料和橡胶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初级金属制品、电气设备、用品和部件、纸制品、印刷和相关支持活动、木制品、家具和相关产品、纺织厂和纺织品厂、服装、皮革和相关制品等11个细分行业。其中，纺织厂和纺织品厂、服装、皮革和相关制品、印刷和相关支持活动三个细分行业年均增长率为负数，分别为-2.4%、-4.1%、-0.3%。该层次行业基本属于传统或基础制造业，发展成熟稳定，受劳动力成本、环境保护压力、产业链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制造业国际转移过程中，美国逐渐将这些产业转移至国外。

　　（1）政策性金融服务体系。小企业管理局（SBA）由美国政府于1953年设立。是美国小企业政策性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SBA直接行政干预和资金支持少，以担保贷款、间接贷款为主，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融资，相当于“最后贷款人”，实际上履行着联邦政府代理机构的职能。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根据《1958年小企业投资法》设立，为小企业提供的服务包括：咨询与管理培训服务、资金扶持、获得政府采购合同、促进小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提供政策性股权融资。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根据《美国进出口银行法》于1934成立，成为了美国重要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依照融资和促进美国出口相关法律运作。主要承担担保、保险、直接贷款等融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是隶属联邦的独立机构，意在支持美企拓展海外市场和助力部分外交目标的实现。通过直接贷款和贷款担保的形式为企业提供中长期项目融资、为私人拥有和管理的投资基金提供担保、参与各种能够为美国创造海外投资机会的融资计划等提供金融服务。

　　（2）商业银行服务体系。在美国金融行业为制造业进行融资的实践中，商业银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商业银行通过贷款业务、中间业务以及与其它金融机构合作的业务，为制造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制造业贷款。美国的银行业纷纷加大对高新技术制造业、重大技术装备等领域的贷款支持力度，全方位服务制造业。面对制造业中为数众多的初创型中小企业，美国商业银行主要提供的贷款类型包括：一是技术开发贷款。主要用于制造业企业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技术成果转化等，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二是设备引进贷款。为制造业企业购买设备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帮助企业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在此过程中，面向中小企业的制造业贷款一般以专利权、商标等知识产权作为质押物，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因固定资产不足而难以获得融资的困境。在由政府、商业银行、担保机构、评估机构等组成的金融生态中，知识产权作为大部分科技型制造业企业最具有价值的资产，对企业融资具有正面作用。从商业银行对制造业贷款评估和审核的方式来看，主要包括：财务报表型贷款、资产抵押型贷款、信用评分型贷款、关系型贷款。交易银行。交易银行是银行运营理念和对公金融服务供给的重要转型，被称作是“新时代的对公业务”，主要指商业银行面对公司客户并针对其日常生产运营过程当中所发生的采购、销售等交易活动而提供的一系列金融服务，其业务范围主要包括：支付结算、现金管理、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托管等。作为较早开展交易银行业务的美国，其主要商业银行所提供交易银行服务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为众多企业量身定制的交易银行服务已经成为了业内的典范。投贷联动。近年来兴起的投贷联动业务为破解制造业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其中，“投”是指股权投资，“贷”是商业银行贷款，投贷联动即是指商业银行与私募股权基金或创业投资基金等组成利益共同体，共同为企业提供债权、股权等融资服务。总体而言，美国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商业银行与风险投资机构合作的模式以及商业银行集团内部股权投资机构模式开展投贷联动。

　　（3）资本市场服务体系。以股权融资为基础的直接融资在美国制造业的升级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股权投资机构提供的管理咨询、资源整合等多元化服务有助于支持科创项目或制造企业完成从研发、成果转化和商业化的过程，已成为美国先进高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助推器。近年来，美国建立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以满足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制造业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其证券市场主要包括四个层次：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和区域产权交易市场，主要提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并购重组、资产证券化等金融服务。

　　（4）风险投资服务体系。除了一般资本市场外，风险资本市场也在助推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发挥着巨大推动作用。每当美国经济增长处于停滞阶段，风险资本和创业资本总是把新兴科技产业推向新的增长速度，从而使美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从50年代生产半导体硅材料，到70年代的微型计算机，在风险投资市场中，风险投资基金（Venture Capital）是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从金融支持效能来看，第一，风险投资基金为制造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第二，风险投资基金分担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风险；第三，风险投资基金优化了制造业企业的公司治理。

　　（5）保险服务体系。在美国，制造业保险服务已形成对行业的全覆盖。制造业保险贯穿企业研发、生产、销售、售后等一整套经营活动中，分散企业风险，提升企业风险应对能力，从保障的角度降低企业、雇员、雇主等相关主体损失，保险公司为制造业提供的主要服务包括财产保险、责任保险、运输保险、保证保险、雇主责任保险、专利保险等。

　　（6）融资租赁服务体系。美国制造业融资租赁以直接融资租赁、可转让租赁和售后转租为主。直接融资租赁是指租赁公司在国际或国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包括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或股份公司，从设备制造商处购买消费者所需的设备，然后将其出租给承租人，作为融资租赁的主要机制。可转让租赁是在融资租赁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租赁形式，在融资租赁发展过程中产生转租人。转租是一种租赁交易，在设备由原承租人根据最后承租人的选择出租后出租给最终承租人。售后转租是指租赁交易，根据这项规定，设备的原业主将其原有财产的一部分出售给租赁公司，以供融资之用，然后以租金向出租人出租售出的财产。

　　（1）总体情况。1997年以来，日本经济呈两次“W”型波动增长，GDP总量在494万亿日元至561万亿日元间波动，其中，第一个“W”型出现在1997-2007年，受1997年亚州金融危机影响，同时叠加1985年广场协议所拟定的日元升值计划负面效应显现，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步伐被打乱，日本经济徘徊于510-530万亿日元之间，且GDP总量不升反降。

　　第二个“W”型出现在2008-2020年，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日本经济再次受创，经济总量一度下降至2009年的494万亿日元，为应对金融危机，日本推出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其经济自2012年起复苏并持续增长。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日本经济再次负增长。从GDP整体走势来看，变化背后的原因是日本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政策的转变。

　　总体来看，日本制造业发展平稳，制造业行业增加值自1997年以来总体呈现平稳下降态势。截止2019年，日本制造业行业增加值为114万亿日元，相对于1997年的127万亿日元，二十年间下降10.2%。制造业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也呈持续下行趋势，2019年占GDP比重为20.31%。

　　从日本制造业行业生产指数来看，其变化趋势基本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致，在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波及跌至最低点，并伴随着日本“再工业化”政策的推进稳步回升，制造业发展水平稳中向好，但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再次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跌。

　　从日本制造业在全球中位置来看，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下滑。

　　截止到2019年，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为7.7%。其中，在2007年，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比重（10.1%）被中国超过（12.7%）。

　　从结构上来看，日本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通用，生产和商业为导向的机械、交通运输设备、食品和饮料、化学制品等产业。其中，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日本制造业中交通运输设备行业占据主要地位。

　　之后，通用，生产和商业为导向的机械行业增加值不断攀升，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截止到2019年，通用，生产和商业为导向的机械、交通运输设备、食品和饮料、化学制品四个细分行业增加值分别为17.1万亿日元、14.7万亿日元、13.5万亿日元、12.2万亿日元，增加值合计占日本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为50.5%。

　　从就业情况看，近年来，日本制造业就业人数呈现明显下降态势。2020年，日本制造业就业人数达1045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15.7%。

　　从劳动生产率来看，根据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提供的数据，日本2017年的每小时平均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工作一小时所产生的附加价值）为47.5美元（4733日元/换算为购买力平价）。约为美国（72.0美元/7169日元）的三分之二，位于36个OECD成员国的第20名，在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中，位于自1970年有观测数据以来的最后一名。

　　（2）细分行业视角下的分析。从细分行业的增加值特征看，日本制造业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不同行业发展呈现不同的特征。

　　第一层次为通用，生产和商业为导向的机械、交通运输设备、食品和饮料、化学制品、基本金融五大行业。第一层次的行业增加值在1997年-2019年间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以1997年为比较基期，2019年为正增长。

　　其中，排在第一位的行业是交通运输设备行业，2019年较1997年行业增加值规模上升1.57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0.52%，且2001-2007年间行业增加值位于细分行业首位；排在第二位的行业是通用，生产和商业为导向的机械行业，2019年较1997年行业增加值规模上升1.45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0.40%，且自2012年起，行业增加值逐步超越交通运输设备行业并稳定增长，居于细分行业首位；排在第三位的行业是基本金属行业，2019年较1997年行业增加值规模上升1.17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0.59%；排在第四位的行业是化学制品行业，2019年较1997年行业增加值规模上升1.01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0.39%；排在第五位的行业是食品和饮料行业，2019年较1997年行业增加值规模上升0.16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0.06%。值得注意的是，化学制品行业及食品和饮料行业虽相对增长缓慢，但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小，在日本制造业中长期处于稳定地位。

　　第二层次为石油及煤制品、纸浆，纸和纸制品、其他、电子元件和器件、金属制品五大行业。

　　第二层次的行业增加值呈现缓慢下降态势，1997-2019年均增长率位于-1%-0之间。其中，排在第一位的行业是石油及煤制品行业，2019年较1997年行业增加值规模下降0.21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0.16%；排在第二位的行业是纸浆，纸和纸制品行业，2019年较1997年行业增加值规模下降0.53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0.77%；排在第三位的行业是其他行业，2019年较1997年行业增加值规模下降1.10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0.51%；排在第四位的行业是电子元件和器件行业，2019年较1997年行业增加值规模下降1.20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0.90%；排在第五位的是行业是金属制品行业，2019年较1997年行业增加值规模下降1.39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0.98%。第二层次的行业增加值虽然总体较1997年有所下降，但从发展形态来看，呈现“U”型发展，石油及煤制品、纸浆，纸和纸制品、电子元件和器件、金属制品均在2009-2011年间触底后回升。

　　第三层次为非金属矿物制品、电气机械及器材、纺织品、信息通信电子设备四大行业。

　　第三层次的行业下滑速度较快，年均增长率小于-1%。其中，排在第一位的行业是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2019年较1997年行业增加值规模下降1.47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1.69%；排在第二位的行业是电气机械及器材行业，2019年较1997年行业增加值规模下降1.97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1.07%；排在第三位的行业是纺织品行业，2019年较1997年行业增加值规模下降2.79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4.74%；排在第四位的行业是信息通信电子设备行业，2019年较1997年行业增加值规模下降5.68万亿日元，年均增长率为-4.84%，是日本制造业中下滑幅度最大的行业。

　　日本加大了对中小企业支持和倾斜是其制造业发展和产业升级道路上的一项重要举措，以下围绕日本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探析其制造业金融发展现状、特点和趋势。

　　（1）政策性金融服务体系。第一，日本政策金融公库（JFC）。依据《日本政策金融公库法》于2008年10月1日成立，是日本政府全资的上市公司，由四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合并而成，承接了国民生活金融公库、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的全部业务，积极支持初创企业、新兴业务、企业振兴、海外扩张等领域，为企业提供政策性融资、信用保险等服务，支撑企业成长，推动日本未来经济发展。第二，日本商工组合中央金库。于1936年11月成立，是政府和企业团体共同出资的中小企业融资机构，总行设在东京，并在国内及海外开设分行，依托其政府资金信用，与地方商业银行联系密切，为各地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有力金融保障。第三，日本开发银行。1951年5月根据《日本开发银行法》成立，资金全部来源于政府，是日本政府为工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的专业银行。其前身为“复兴金融金库”，贷款受政府财政投资贷款计划的指导，主要支持重点产业的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开发。早期贷款多用于煤炭、电力、运输、钢铁等行业，后期加大了对化工、机械、地区和都市开发等贷款的比重。第四，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由日本政府合资拥有，促进日本在海外重要资源的开发和获取、维持并提高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保护地球环境为目的海外业务开展、防止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以及应对由其导致的危害等金融业务，以期为日本乃至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包括出口信贷、进口信贷、投资金融、事业开发等业务。

　　（2）商业银行服务体系。商业银行贷款是日本企业融资的重要资金来源。日本银行主要采用商业贷款、银团贷款、关系型贷款三种不同的贷款方式。第一，商业贷款。日本银行商业贷款的发放以财务报表等对外批露的定量信息为基础，融资额度和利率以信用评分为依据。商业贷款依托信用评分的审批方式，具有时效性强、风险可量化、不需要第三方保证等优点，但由于信用评分方式较为机械和固化，很难捕捉定性信息，在审批过程中缺乏灵活性，导致融资需求企业无法得到全面综合评价，部分企业可能无法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第二，银团贷款。由于银团贷款所有参与金融机构在贷款审查时基于相同标准，即借款企业特定的财务指标，因此财务报表完善、财务报告内容达到一定基准的企业在贷款资格获取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对于信息披露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依然面临融资难的问题。第三，关系型贷款。关系型贷款的关键在于，商业银行可以在与借款企业的业务往来中得到信息补充，如银行账户开立、金融产品购买、抵押贷款等信息，从而对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和还款能力进行综合评估。关系型贷款改善了信息不对称情况，提升了企业融资效率。另一方面，日本银行长期以来形成了主办银行制度，依托此制度，商业银行与企业深度绑定，关系密切。主办银行制能够适时适度地为企业提供资金，助力企业防范经营风险，提升经营效率，长久稳健发展。但由于银行与企业深层次的关系，也可能发生银行将其经营风险转嫁给企业、金融机构利用内部信息不正当竞争等情形。

　　（3）资本市场服务体系。二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虽起步较晚，但占据后发优势，能够较好满足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为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持。第一，全国易所。东京证券交易所和大阪交易所于2013年合并成立了日本交易所集团，目前是全球第三、亚洲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包含市场一部、市场二部、MOTHERS、JASDAQ和TOKYO PRO Market5个市场。第二，地方易所。日本地方易所包括名古屋、福冈、札幌交易所。名古屋证券交易所是日本第三大证券交易所。福冈证券交易所是日本九州岛唯一的交易所。札幌证券交易所是目前日本规模最小的交易所，分为主板市场和针对新兴企业的AMBITIOUS，其上市企业以北海道当地企业为主。第三，场外市场。绿单市场于1997年成立，由日本证券业协会运营，是退市公司股票交易市场，包含新兴企业板块、投资信托及特殊目的公司板块、凤凰板块和普通板块。由于审查监管较为严格，绿单市场交易规模较小。从日本资本市场制造业金融服务来看，除股权融资外，还有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日本运用最为广泛的是普通公司债券，按照募集方式细分为公募债券和私募债券。公募债券发行方一般信誉良好，发行总行在1000万日元到1亿日元之间的公募债券，需要出示有价证券通知书，发行总额在1亿日元以上的的公募债券，需在发行前向财政局提交有价证券申报书，并在发行后定期提交有价证券报告书。

　　（4）风险投资服务体系。日本是亚洲最早发展风险投资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前，日本风险资本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主要由集团中的金融机构提供支持，1997年之后，日本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允许个人、有限责任组合、养老金等进入风险资本市场，形成了多元化的风险资本结构。

　　德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保持稳定，经济增长韧性较强。1995年以来，德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稳定在20%左右，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中国，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较高的制造业占比使德国GDP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具韧性。

　　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后，德国GDP增长修复更加迅速。2009年，德国GDP同比增速跌至-7.9%后触底回升，2011年，德国GDP同比增速达到6.4%，同期英国、法国、意大利分别为2%、2.2%、3.1%、2.1%。

　　第二，德国GDP增长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加稳定，波动更低。以GDP季度增速标准差作为衡量GDP增长波动的依据，由图可知，德国经济波动更小。

　　从1982-2021年的GDP增速波动率来看，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分别为2.5、3、2.3、4.3，德国仅略高于法国，但法国的增速长期低于德国；2008年经济危机后，2010年至今四国波动率分别为2.8、3.3、3.4、2.9，欧元区整体4.1，德国的稳定性更为明显。

　　第三，制造业的发展增加德国产品竞争力，使其出口份额稳定。从出口与GDP的比重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出口占比稳定在40%左右，经济出口导向性特征较为明显。以国家出口额与全球总出口额的比重作为出口份额的衡量标准，德国2000-2019年出口份额稳定保持约10%，是名副其实的出口强国。德国产品的高竞争力是其出口份额保持高位稳定的主要原因。

　　第四，汽车行业是德国出口的主要行业，其相关产品也是德国出口的主要产品。目前出口占比前三的产品为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化工产品，三者合计出口占比近60%。从出口结构看，汽车行业的出口率1991-2000年从54%提升至67%，2019年更是升至75%。

　　德国优势产品竞争力源于德国大量的行业龙头或“隐形冠军”。所谓隐形冠军，是指在细分赛道中占据领先地位的中小企业。

　　截至2017年，德国以1307家隐形冠军数量领先全球，这些“隐形冠军”形成的产业集群是德国制造的根基，也是德国出口的主力军，从而使得德国制造业整体的可替代性偏低。德国之所以能形成“隐形冠军”产业集群，与其研发投入水平高密切相关。在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征的框架下，德国政府主要从强化基础研究和维持良性竞争环境两大方面实现对创新的支持，从而维持乃至提升产品竞争力。强化基础研究表现为成立各类科研机构和研究基金，主要手段包括支持高校等研究发展机构、出资维持国家自身研究机构和支持全国性的研究基金，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科研支出保持全球前列，并且维持上升态势，2018年，其科研支出占GDP比重达3.1%，高于美国的2.8%和中国的2.2%。维持性竞争环境主要表现为制定专利保护、环保标准等政策。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德国政府为“隐形冠军”类型企业的创新提供激励和必要约束，使其更易实现质量改良、技术升级，强化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不可替代性，从而提升产品竞争力。

　　德国“工业4.0”最早在2011年被德国政府作为高技术战略2020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被提出来，后在德国工程院、弗劳恩霍夫协会、德国联邦教研部、联邦经济技术部、西门子、博世等德国产、研、学界共同推动下，上升为一项德国国家级战略，于2013年4月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推出。其核心在于通过“智能+网络化”，构建基于数字物理系统（CPS）的智能工厂，实现智能制造的目的。

　　“工业4.0”提出的背后是德国对其近年来的产业发展所面临危机感，一方面，汽车等传统优势产业面临电动化、智能化对整体商业模式的颠覆；另一方面，德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逐步落后于美国乃至中日韩等亚洲国家。传统优势产业可能失灵叠加新兴产业已然落后的背景下，“工业4.0”的提出既是突围，也是顺应潮流的选择：美国几乎在同时提出了“工业互联网”概念，此后日本、中国等国家都有所跟进。但与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更为强调适应已有的互联网架构相比，德国的“工业4.0”则更为强调对已有工业系统的适应。但直到目前，“工业4.0”仍更像一个“科研议程”，在生产中尚未大范围推广。

　　与主流的美式金融体系不同，德国始终维持着较小的金融规模和庞大的制造业部门。德国金融体系主要构成是银行市场而非资本市场，并且以公共银行为主，其目标是追求制造业进步而非金融产值增加。德国金融体系在宏观上通过采取相对偏紧的货币政策为制造业发展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在微观上通过参与企业管理、利用政策性金融提供系统性资金支持两大措施支持制造业发展。

　　保持货币稳定，为制造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德国联邦银行以稳定货币作为德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他们认为，在货币供应尽可能不太宽松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不受干扰的经济增长，这对制造业的影响主要有：第一，较低且稳定的通胀为制造业间接提供“出口补贴”。除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通胀大幅上升，德国通胀在多数时期保持相对稳定，1990年代后更是长期低于2%，石油危机期间，马克对多数西方国家汇率升值，但较其他国家偏低的通胀水平抵补了马克汇率提高的消极影响，使德国制造业产品在价格上更具竞争力；第二，相对克制的货币政策，为制造业发展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德国金融占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上下，2010年以来甚至持续下降，2020年远低于美国、中国8%以上的比重，相对偏低的金融占比和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方式，为德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

　　德国银行通过“主持银行模式”，助力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所谓“主持银行模式”，是指银行能够参与到公司经营和管理过程中，大银行通过对公司持股或贷款的方式，与企业产生密切联系，并且大银行还通过向公司派遣监事等方式，对公司进行监督和指导。通过人事参与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融资，是德国“主持银行模式”的集中体现。一方面银行参与公司经营决策，长期持有企业大量股票，减少交易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另一方面，银行会对出现经营危机的企业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帮助企业制定和追求长期发展目标，实现双赢并且避免短视行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为先进制造业提供系统性资金支持。德国科技产业创新主要由企业完成，科技企业的科研投资占全国科研总量的70%。德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科技产业提供多种融资服务，科技研发又推动先进制造业和智能制造不断创新发展，夯实了德国制造强国的基础。目前，德国为科技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多达200多家，包括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储蓄银行、州立银行、担保银行及合作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为科技企业提供信贷融资和股权融资等服务。以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例，该银行主要支持领域为产业开发、教育和科研机构振兴、发展国家重点新兴产业、参与欧洲和德国金融项目以及为欧洲和德国经济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制造业的现金流向一般从终端的客户市场开始，经由企业经销商或者招投标等贸易方式流向生产环节，再流往上游原材料行业。行业发展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三部分：行业利润、银行贷款以及资本市场募集。

　　研发设计阶段：技术创新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研发设计阶段位于制造业产业链的上游，是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最艰难的阶段。先进制造业的研发设计过程具有资金投入大、研发周期长、风险防控难的特点，因此客观上要求金融体系提供与该阶段风险收益特征相匹配的金融产品与金融服务，以助力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

　　中试阶段：先进制造业企业在完成研发设计后，在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前一般要经历小规模试验性生产的中试阶段，该阶段的目的是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以及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处于该阶段的制造业企业面临较高的市场风险与技术风险，资金需求较大。

　　销售分配环节：先进制造业企业完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后，进入销售分配环节。在产品销售过程中，先进制造业企业会产生大量的资金支付与清算需求。

　　国务院指导下，国有大行作为“头雁”，支持制造业责无旁贷。2020年，六大行支持制造业复工复产、转型升级，据统计，截至2020年末，六家国有大行制造业贷款余额共计68418.71亿元，较去年增长8.27%，占新增制造业贷款的25.7%。

　　从投放规模来看，截至2020年末，工农中建四家大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均超万亿元，其中中行排名第一，制造业贷款余额为16923亿元。工行、农行分别位列第二、三名，制造业贷款余额分别为15554亿元、13292亿元。

　　从贷款增速来看，2020年建行、邮储银行、农行制造业贷款增速超过10%，其中建行制造业贷款增速最快，较去年增长19.8%，邮储银行增速表现也较为优异，增幅14.4%，农行的增速为11%。

　　从制造业贷款比重看，2020年中行的占比位列第一，占比为11.9%；其次为交行，占比为11.23%。其余四家大行占比均在10%以下。除建行外，受制造业占GDP整体比重持续下滑所致，其余五家大行都有所缩减。

　　制造业贷款增速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行业投放规模较大，且不良率远高于其他行业。从四家大行的情况去看，制造业对不良贷款的贡献近乎三成，一般来看制造业不良率是全行不良率的三倍左右。

　　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先进制造业的金融需求都较大，但是资金用途、资金满足方式和企业风险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且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

　　资金用途方面，传统制造业的金融需求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升级改造，结合供给端，传统制造业升级改造的金融需求满足程度更高；先进制造业的金融需求主要用于技术研发和产业落地，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大量资金也是流入先进制造业领域。换言之，先进制造业的资金用于“从0到1”的颠覆型增长，而传统制造业的资金主要用于“从1到1+”的升级型增长。

　　资金满足方式方面，由于有单价高、具有较高保值性的设备和厂房作为抵押，传统制造业的扩大生产带来的资金需求，通常以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为主要满足方式，近年来，随着仓储物流、区块链等先进概念和技术的引入，仓储融资等新型融资方式也成为传统制造业企业新的选择。

　　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和与之相伴的设备升级、技术升级对资金的需求，既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满足，更需要期限更长的公司债等直接融资工具的支持。直接融资是满足先进制造业资金需求最主要的方式，这既包括风险投资机构对先进制造业企业的初始投资，更包括科创板、北交所等专为专特精新的“小巨人型”先进制造业企业提供首次公开发行和增发股票的平台。

　　企业风险方面，由于发展阶段和细分领域的差异，传统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面临的风险也存在显著差异。概括而言，传统制造业的风险主要来源于就传统行业被新兴行业取代的威胁，先进制造业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新产业发展的未知性。

　　展望未来，传统制造业的金融需求越来越多集中于升级改造，先进制造业的金融需求保持在开办企业、市场开发、技术调试和人才引进，这些长期的、风险较高的金融需要亟待股权融资方式满足。

　　B机构作为一个成熟的企业，其现金流稳定，且旗下拥有金融系列的子公司，可以为集团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尽管如此，新项目的开展和创新研发等依然需要金融机构为其提供服务和支持。新增项目将带来资金需求。2020年，B机构的在建工程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和信贷”。除此之外，2020年B机构新增了1495亿元的投资，新增项目构成中B机构对金融产生需求的重要方面。技术研发也将带来资金需求。2020年，B机构研发投入人民币229.2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1%，在同行业中增加速度位居前列，研发投入资本化的比重为31.3%，这意味着68.7%的研发支出将直接计入费用，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资本风险管理同样带来资金和金融服务的需求。B机构资本管理目标是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资本成本，确保持续经营能力以回报股东。为此，根据年报披露，B机构可能会增发新股、增加或减少负债、调整短期与长期借款的比例等。

　　源于B机构与银行等金融机构长期的合作关系，并获得较高的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截至2020年末，B机构共在各家金融机构获得授信额度人民币4，731.2亿元，已使用授信额度人民币686.2亿元，尚未使用授信额度人民币4，045.0亿元。通过B机构财务子公司，B机构2020年获得委托贷款191.85亿元，满足日常的资金需求。以A银行为例，A银行是B机构现金管理业务的主办行，现金管理业务是银行与B机构战略合作的一项基础业务，截至2018年6月末，B机构各级单位在A银行开户超过4000户，同业占比近80%。根据资金管理一体化的整体布局，近年来B机构大力推动现金管理系统升级项目，但因汇率波动较大、账户结构复杂、系统功能创新、涉及主体多元等因素，中亚地区现金管理服务在整个B机构现金管理体系中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课题。近年来，A银行对客户需求进行了详细梳理，制订了具体的推进计划，表态将针对客户需求组建柔性团队，并制订详细时间表，协同高效推进。

　　过去5年（2016年到2020年），C机构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逐年攀升，年均增长率高达14%和11%，表现出健康、积极的财务状况，甚至有媒体称为“日进斗金”。即便如此，C机构依然有大量的金融需求。第一，维持现金流相关的金融需求。通过跟银行借款，C机构可以利用银行的钱来发展自己业务，同时又能保持账面上有充足的流动性，以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这是一种较为稳妥的经营方式。第二，应对流动性风险和汇率波动相关的金融需求。C机构为持续优化资本架构和短期流动性规划及预算和预测体系，用于评估公司中长期资金需求及短期资金缺口。同时采取多种稳健的财务措施保障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包括保持稳健的资本架构和财务弹性、持有合理的资金存量、获取充分且有承诺的信贷额度、进行有效的资金计划和资金的集中管理等。第三，资金使用成本管理相关的金融需求。C机构持续新发债券，有分析师认为，目前公司信用评级高，且疫情后受量化宽松政策影响，资金成本低，因此选择低成本债务来替换掉现有高成本债务，在不放弃控股权的同时增加股东的收益正是企业融资优选方案。

　　C机构是一家非上市公司，因此无法通过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发行、增发等形式满足资金需求，但是C机构的员工持股制度每年源源不断地为公司提供流动性，并满足组织管理变革的需要。

　　C机构还获得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包括传统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根据新闻报道，早在2004年C机构就曾获得国家开发银行300亿元的贷款；2019年C机构向中资银行累计贷款超过100亿元。

　　债券融资是C机构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从C机构的年报来看，目前存量债的规模累计45亿美元加190亿人民币，低成本的债券融资成为C机构满足其金融需求的重要方式。

　　（一）加快构建制造业金融体系。一是理论构建。“制造业金融”概念的提出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制造业发展呈现特殊的发展规律，其发展包括生命周期、创新周期、市场周期和企业周期，需要特殊的金融体系来匹配。二是制度保障。制造业金融的发展需要有力的制度保障作为支撑。围绕制造业金融构建指导、战略、考核、服务等一体化组织框架，建立快速行动机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国际国内协调联动机制等，夯实制造业金融发展的制度基础。三是技术赋能。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智能化、物联网等技术，搭建制造业金融的科技平台和生态系统，为制造业提供精准的、科学的、务实的、全面而系统的金融服务与金融赋能系统，以技术赋能制造业金融发展。

　　（二）大力发展数字供应链金融。数字供应链金融能够有效解决制造业中小企业在快速成长发展过程中由于经营不稳定、信用有限以及用以抵押的资产不足所导致的资金困境。数字供应链金融通过评估全供应链的信用状况来进行资金供给，其整个行为过程取之于实体经济、用之于实体经济。具体来说，数字供应链金融依据交易对象、行业规范、产品特征和价格以及运输条件等交易条件，为制造业供应链链条上的不同交易主体提供定制化的金融方案。这一过程的参与主体包括金融机构、融资企业、物流企业及其他服务性企业，形成生态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不同于传统供应链金融，数字供应链金融进一步融合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等，创新原有的服务类型和服务模式。这一金融服务模式对制造业中小企业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对企业的信用评级不再只是关注企业规模、固定资产和担保方式等，而是强调企业单笔交易的知识性和产业链上关键企业的信用水平。这一模式既解决了整个链条上资金分配的不均衡，又可以提升整个供应链竞争力。

　　（三）增强引领资金流向的能力。提升中国制造的吸引力，增强引领全球资金流向能力。一是通过债券发行和承销，积极协助有品牌、有实力的中资制造企业开展境外低成本直接融资。让各方共享“一带一路”发展红利，点燃国际资本参与“一带一路”的热情。二是大力发挥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加快开发人民币跨境融资产品，积极助推人民币与更多主权货币直接交易。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者募集低成本外汇资金，用于支持中国制造境外发展。鼓励在制造业贸易、投资及境外经贸合作区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鼓励制造业企业使用人民币对外投资，降低中国制造“走出去”的货币错配风险。三是在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支持重点领域制造业企业开展产融结合试点，支持有实力的制造业企业并购海外优质企业，探索通过融资租赁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四是完善信贷、外汇、财税等政策措施，促进企业扩大境外投资，发挥不同期限出口信用保险的功能。

　　（四）支持制造业风控体系建设。全球化经营需要有全球化的风险管控体系，金融应支持制造业企业建立健全全球金融风险管控体系。一是协助制造业企业构建全球现金管理平台，支持其建立健全对境内外、本外币风险的综合管控能力，防止发生较大风险。二是引导制造业企业合理选择金融衍生产品，积极灵活应对市场风险；提高企业对风险的评估和应对能力，健全决策后评估和决策失误追究机制。三是建立制造业企业风险防范合作体系，提升行业共同应对风险的能力。

　　商业银行应贯彻落实制造强国战略，把握市场机遇，以支持行业“隐形冠军”为突破口，支持制造业发展，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

　　（一）加强对优势细分行业有突出贡献的公司的金融支持，夯实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德国“隐形冠军”数量众多的原因之一是大部分“隐形冠军”处于德国制造业优势细分行业内。中国在高铁、水电设备等大型复杂装备的生产上具有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但由于资金规模大、技术不确定性高、资金回收周期长，政府成为上述行业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建议商业银行发挥自身在大型企业融资方面的经验，加强与政府机构的联系，依托政府强化与优势细分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使中国优势行业保持乃至提升竞争力。

　　（二）增强对劣势行业中骨干企业的支持，补足中国制造业短板。德国《国家工业战略2030》中提及，国家应保持具有闭环的工业增值链。中国在数控机床、集成电路等领域处于追赶态势，相关这类的产品由于技术复杂度高等因素，尚未形成稳定竞争力。建议商业银行重点支持集成电路等劣势行业的骨干企业，从而快速汇集研发资源，在相关产品的全生产流程中培育“隐形冠军”企业，增强中国在制造业劣势领域的技术自主度，提升产品竞争力。

　　（三）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在控制中小企业融资总量的基础上强化金融支持。德国“隐形冠军”多为中小企业，银行通过与风险投资合作等方式实现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建议银行在控制中小企业融资总量的基础上，强化与其他类型金融机构的合作，从而在发挥商业银行综合实力优势的基础上，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加大金融支持。

　　（四）积极参与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降低金融交易成本。制造业由于利润率较低和新技术应用转化周期长，容易形成不良贷款，加上金融机构处于信息劣势，难以对制造业企业实施精准的金融支持。建议银行依托银政合作、银企合作、同业合作，积极参与国家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为守信激励、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健全贡献力量，依据企业无法替代性，强化“白名单”“黑名单”制度，提高企业违约代价，降低金融交易成本。

　　本文收录于《中国银行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作品选集（2023）》，该书已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发行，更多好文欢迎关注，欢迎订阅！

　　下一篇：行业发展研究专业委员会 • 研究精选【23】信贷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